回拨来自武汉的来电 电话那头的他们还好吗？

　　冰点特稿第1179期

　　回拨武汉来电

　　2月初那会儿，我和同事接通了600多个来自武汉的电话。

　　“求床位，一家四口三人感染，家里有1岁多的小孩。”

　　“一家三口感染，无院可住。”

　　“父亲肺炎确诊，合并高血压，无法入院。”

　　我们记下这些信息，帮他们寻找可能有用的途径。疫情突如其来，医疗资源挤兑严重。那时，每一张病床都来之不易，每一份物资都弥足珍贵。一个多星期后，武汉基本完成“应收尽收”。一个多月后，武汉即将解封，电话那头的他们还好吗？

　　我们回拨了38个号码，有人说全家都出院了，有人说希望亲人被记住，有人说治愈者可能依旧面临困难，还需要发声。

　　这些家庭并不是武汉的全貌。在过去的76天里，900万人留守武汉。如果只想用一张定格的肖像画去描绘他们，这面孔一定不够真实。电话里，有男人前1分钟还在笑，随即转成哭腔；有人正发泄着对社区工作的不满，突然夸起了医院。大多数人会在通话结束前作一个总结：要乐观，要向前走。请别将这视作他们经历的全部，这是他们选择的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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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这些家庭建立认识，从听他们表示“感谢”开始。没有呼天抢地，没有人将救命的大恩大德挂在嘴边。接起第一通电话的是位律师，武汉封城后，他志愿接送医护人员。再后来，他和父母都感染了。

　　在医院，他隔壁床的老人心情不好，吃完饭就将饭盒甩到走廊里，没人责备他，护士默默收拾好；CT室里，大小便失禁的老人“太多太多了”，但污物即刻就被收拾干净，“对父母也就这种程度吧”；即使是在无法住院、最艰难的时刻，这位律师也注意到，电话另一端的社区工作人员声音嘶哑了。他们在竭力控制语速，不要太快，“这是多么压抑的表现”。

　　被“感谢”的都是最具体的事。有人说，她想给医生打打气，拍拍他们的后背，却发现汗水似乎从防护服里渗出来了，湿漉漉的感觉至今也忘不了。

　　一位女士说，“爱上解放军了”。她父母入院那天，支援武汉的一位军医看完检查结果，斩钉截铁地表示，“你们一定会好的”。后来母亲每天都打电话来，“咱忘带脸盆了，护士帮买了”“还缺个吹风机，医生明天给捎过来”。女儿忍不住问：“这些东西，我们现在都不方便买，他们也需要休息吧？”妈妈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可现在整个医院都在让他们帮忙。”

　　一个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男生在网上记下治疗的全过程。初期一直在排队，等待就医的人从医院门诊排到马路上。那么多人，居然鸦雀无声。医生告诉他，基本确诊，但医院实在住不下了。“那我还有救吗？”沉默了十几秒，医生说，现在没有特效药，你这么年轻，有自愈的可能，有可能的。

　　诊室里当时挤着十几个人。男生记得，他与医生对话的10分钟里，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。“愤怒，不满，怜悯，悲伤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　　他接着写下的文字是大段感谢：谢谢女朋友在我昏睡时联系社区，还让我最好的哥们儿给我发搞笑图片打气；谢谢网友们，就一天没发微博，一堆人来问“没事吧”；还有一天，说万一自己出事了，希望有人照顾爸妈，底下的回复全都是“好起来，自己的父母自己照顾，我们才不管”，至今看这些，还是会笑着笑着哭出来；再谢谢社区的物业姐姐。出院了，居家隔离，她给缴煤气费，买药，送菜，拿来自家的零食和煎药罐。她没说过自己累，只有那么一次，说已经得强迫症了，每天不停地洗手，都洗脱皮了。

　　“以前觉得大家都挺自私的，其实好人还是更多。”

　　说这话的姑娘，父母都感染了，终于等到住院，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。家里还剩一只猫，母亲说，放生吧，人都顾不过来了，谁敢要呢？给家里送过菜的跑腿小哥说，那我来养吧，不要寄养费。

　　现在，一家三口和猫都回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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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年轻人说，过去两个月，最难过的时刻，不是自己和家人确诊；也不是发烧到39摄氏度，全家都腹泻虚脱；而是去到很多医院无果后，母亲一度叹着气说：“算了，回家吧。”

　　一个30多岁的男人笑着感慨，母亲真是“老革命”。她确诊后，社区说管不了，儿子便去大吵。母亲劝他，肯定有人更严重，所以不要吵，不要给国家添乱，“我还能撑”。

　　两天后，母亲突然问，怎么样，有床位了吗？答案是还没有。老人沉默了。

　　笑着笑着，男人突然就哭了：“心有灵犀。其实我妈只说这一句，其他人完全没感觉的，只有我知道，她撑不太住了。”

　　他赶紧再去求助。

　　故事的另一面，是38个家庭里多数年轻人共同的感觉——“还好我在”。他们中有人在疫情暴发后，从其他城市赶回武汉，然后被感染；还有人失去了工作。但没人后悔回来。

　　有个姑娘记得，从1月底到2月初，自己填了100多张表格，都是求助的。然后一直通电话，持续了好几个通宵。本来也睡不着——她的母亲确诊了，“呼吸急促”；父亲则更危险，发烧10多天了，肺部严重感染，CT也吻合，唯独核酸检测结果一直呈阴性。

　　难处在于，她几乎每分钟都要作出判断。求助信息发出后，她每天通100多个电话，收到上千条信息，不能每个都回复，要有能力找出最可能救命的渠道。身边很多人，尤其老年患者，执着于再去医院门诊排队碰运气。可姑娘想，感染者极度虚弱，在路上折腾几次，恐怕更糟糕。

　　隔离点也打过好多电话，让父亲过去，说“如果变严重，可以更快转院”，她每次都拒绝。父亲症状已然很重，可核酸检测结果恰恰是阴性，女儿早已打听清楚，隔离点转入医院的金标准也是“核酸”。她怕离开自己，父亲的命运会成为未知数。

　　“很困，很累，但是必须清醒，绷紧神经。就像在一个超级、超级、超级难的游戏里，很多很多关卡，每一关有很多选项。你选错一个，你的家人就没了。”

　　2月9日中午，她“通关”了。她接到电话，“下午120拉你父母去医院，要不要担架？”

　　姑娘还处在惯性里，依旧是那句话：“我父母经不起折腾，我们不需要去急诊，不要打针，我们必须住院。”

　　“就是安排住院。”

　　她愣住了，眼泪不知为何止不住。“我当时明明乐疯了。”

　　“我做了一切能做的。”这位姑娘的父母如今都出院了，但她还是会想到2月初那些无助的、涌向医院的人。她总结，灾难来得太急，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都措手不及。相比之下，“家里有二三十岁、会检索信息、判断局势和沟通的年轻人，会相对好一些。”

　　在疫情暴发之前，她只是一名漫画编剧，每天对着写字台，与人打交道并不是她的强项。现在回忆，她诧异于自己当时“那么能说”。

　　还有个女孩回忆，最难的那几天，武汉下着雨，“好冷好冷”，医院全是人，大厅被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充斥。去了医院要自己走回家，她和妈妈搀着发高烧的父亲在雨里一步步地挪。父亲屡次说，就这样，在家待着吧。她否决了无数次。

　　一个平日在上海工作、很少回家的小伙子，“用尽所有办法”为爷爷争取到一个武汉的医院床位，然后自己也感染了。同样感染的奶奶和爸爸还没来得及入院，医院的电话来了：爷爷去世了。他瞒住家人，独自去收拾遗物。后来，他和父亲没住进同一家医院，他每天打电话告诉父亲，怎么看检查结果，怎么和医生沟通，有些药是不是该调整。电话两头的咳嗽声逐渐减少了，父亲有天突然问：“爷爷怎么样了？”“他，他情况不太好，还在抢救。”小伙子想，还没到告诉家人的时候。

　　李复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