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党员陈荣楹申请遗体捐献：这是我最后能为党和国家做的一点贡献

来源标题：老党员陈荣楹申请遗体捐献 “这是我最后能为党和国家做的一点贡献”

寄语

我至今党龄62年，始终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。我已是一名耄耋老人，身后愿意做一名“遗体捐献志愿者”，将遗体捐献给国家，为党和国家做最后一点微小的贡献。——陈荣楹

本报记者 张楠

“我是一名普通党员，这一生没什么特殊的经历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故事。”在朝阳区双井一家养老院内见到87岁的陈荣楹时，他连用了好几个“没什么”来形容自己。但一个个平凡的故事，却让人对这位老党员肃然起敬。

1949年，还在上海读初中的陈荣楹萌生了参军的念头。但自己小小的愿望立刻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。保守的父亲希望他能留在上海继续读书，长大后体面地进入银行工作。
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心潮澎湃的陈荣楹坐不住了，“我要参军，我要上战场，我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”他偷偷在学校报名了，对家人守口如瓶。

“你家孩子光荣参军了！”当学校的报喜队踏进大门时，父母只好点头同意。就这样，陈荣楹终于如愿以偿，响应国家号召入伍参军了。

当年，中央军委为了反对美帝在朝鲜使用生化武器，于1951年建立了第一个化学兵学校，培养防化兵初级干部。原以为会走上战场的陈荣楹，被分配到防化部队，成为了我国第一批防化兵，负责防化器材专业技术工作，这一干就是8年。

军人就是革命的“螺丝钉”，哪里需要哪里钉。1957年底，我国要建设第一家解放军直属防化军工厂。尽管依依不舍，但陈荣楹依然服从组织分配，从部队转业进入军工厂工作。

进了工厂，一直在部队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陈荣楹就遇到了难题。仍处于建设阶段的工厂，环境异常艰苦，他和同事们每天必须同施工队工人一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而每天的伙食基本只有粗糙的棒子面，偶尔吃上一顿小米都算是改善伙食。“我是部队转业过来的军人，条件再艰苦也不怕。”咬着牙，陈荣楹坚持了下来。

一次，厂里要挖个下水池。足足半个多月的时间里，陈荣楹在积水坑里挖烂泥、扛石头，浑身滚满了泥疙瘩，一天只靠一个窝头充饥。每当他遇到困难，就抬头看看身边一起劳动的老党员，默默给自己鼓劲。“要向党员学习，人家能吃的苦，我也能。”下水池竣工了，厂子给每人发一个白面馒头作为奖励。1959年，积极要求进步的陈荣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从建厂到退休，34年的时光匆匆而过。“34年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每天工作，都是些普通的日子。”但陈荣楹也有愧疚。父亲去世那年，因为厂子生产离不开人，陈荣楹没能回乡送上父亲最后一程。

退休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陈荣楹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吸引。文章里写道：人死后，不要消耗国家的资源，要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

这篇文章引起了陈荣楹的深思，自己退休了，还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呢？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伴儿商量，老伴儿也支持他的想法，“我们都是党员，去世后，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，不让自己的身体占据国家一寸土地。”

陈荣楹打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个遗体接收站，只要本人自愿，家属同意，就可以进行遗体捐献。

本人同意了，但家里的两个女儿会同意吗？一次，趁大女儿回国探亲，二老当面和女儿们提出了遗体捐献的决定。话一出口，两个女儿震惊了。陈荣楹忙安慰她们：“不要难过，人总是要老，总是要死的。我和你们的母亲是党员，我们希望死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，我们希望自己还能有点用途。”

老父亲语重心长的一席话，最终让女儿们点了头。终于，两位老人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成为了身后“遗体捐献志愿者”。

2015年，老伴儿张丽瑛去世。按照之前签下的遗体捐献申请，去世的当晚，陈荣楹将老伴儿的遗体送到了协和医学院遗体接收站。没有通知任何亲戚朋友，没有追悼仪式，没有花圈，没有挽联，陈荣楹静静站在老伴儿的面前，和她做最后的告别。“将遗体捐献给国家，这是老伴儿的遗愿，我帮她实现了。未来我也会这样做。这是我最后能为党和国家做的一点贡献。”陈荣楹说。